孙亚英:此情已待成追忆

2016-10-01

[摘要] 孙亚英:此情已待成追忆   2012-05-25 13:41:54|  分类: 人物纪事 | 

孙亚英:此情已待成追忆  

2012-05-25 13:41:54|  分类: 人物纪事 |  标签:人物纪念  回忆录  坎坷人生   |字号 订阅


可生走了四个月了。在朋友面前我硬撑着,其实,自己知道,我没能从伤痛中挣脱出来。只有睡着的时候是最快乐的,可以暂时什么都忘了,只要一醒来,浮出来的第一个念头,就是“他走了,空了,只剩下我一个了。”茫然四顾,家里到处是他的痕迹。

我们俩的家是那么特别,上无老,中无兄弟姐妹,下无子女。他走了,只剩我孤零零一个,四大皆空。这一百多个长长的白昼,我不知该做些什么。读,似乎没读懂;写,笔下变得枯涩,不像他在时那样酣畅淋漓,一气呵成。有时心里总有些莫名的惊恐,似乎不知道还会突然发生什么事。

他走了,似乎把我的心掏空了。我把室内到处摆上了他的照片,以便随时可以和他谈话,只是再听不到他爽朗的笑声,也再没有了只需他三言五语就能解开我心里疙瘩的回答。只有我对他倾诉,也不知他听到了没有。

他走得太突然了,朋友们没料到,我没料到,他自己也没料到。平时,他比我健康得多,也比我乐观、开朗。2007年我动大手术时不顺利,下了病危通知,自那以后,身体状况一直走下坡路,贫血症已缠绕我几年,谁都认为我会比他先走。晚上一起看电视时,他会突然握住我的手说:“别把我一个人撂下!”我说:“你要好好陪着我。他每每脱口而出:“当然。”他也知道我自幼是寡母孤女的家庭,不像他是大家族出身,他比我善于与人交往,他也说过,“哥一定把你送走,不然,你一个人不会应付。”可是如今,这一切承诺都是空言了。还记得,我常常听到他在电话里对陌生人介绍自己:“毕业的毕,可以的可,生命的生,毕可生就是死不了的意思。”四个多月过去了,我每天面对着冰冷的现实,仍很难相信他真的撂下我走了。

他也真的朝健康长寿的方向努力过,尽可能除掉隐患。2009年他已82岁了,动手术割掉了自青年时期就有的左鬓上的一块黑痣,这块痣高出皮肤之外,随年龄而增大,医生说有癌变的危险,他毅然决然地不顾高龄,不顾我提心吊胆,把它割掉了。同时,他到距我家最远的省人民医院,找好的牙医镶牙,他说,健康要靠饮食,必须有好的牙齿不可。这位牙医的先生都说:“毕老师真是要向一百岁活呢!”他有这个信心,我也有这个期盼,谁知道做这些事时,留给他的时间只有两年了。

2010年,我贫血很厉害的时候,曾向社科院书记兼院长托付我的后事,希望葬在院内两棵相依很近的大树下,那时,可生坐在旁边,事后我问他:“没好好跟你商量,你愿意吗?”他不假思索,脱口而出:“我跟着你!”看!没有多余的话,生死相依。如今,他走了,他在等着我,我希望早些与他再相聚,再相依!

他走后,有些未完的工作,我帮他做完了,我俩共译的《人猿泰山》共12册和一部以数码为检索方法的字典,扫尾工作都已完毕,只待出版了。未来,还要为他写点什么,我尽力而为,力求对得起他。有些我办不到的事,希望有他的学生和友人相助。

他是个好学者,无论处顺境,处逆境,不改变“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”的精神,一直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为人群服务,到他走的头天晚上为止。

他也是个好丈夫,他对我说过:“你在我心里千斤重万斤重。“这不只是一句话,三十一年来他用具体行动证实了这个诺言,有了他,我真的不虚此生。

三十一年,有多少往事历历如昨,伴随着泪水,涌上心头。寂寂长昼,足够我默默咀嚼、回味。

感情,有如健康,失去时,才觉得更可贵。

青年时的“偶然邂逅”

我从来不相信人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,但我和可生的相识,三十年后的重逢,有很多偶然因素。冥冥中似真有什么在拨弄安排,不是“凑巧”两个字解释得了的。

说起来是六十多年前,上个世纪的1949年,我就读于国立北师大国文系,常到教词选的顾随老师家去。顾老师讲课十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,他能把词的旨趣、意境讲解得透彻动人又富感染力。顾老师任教于师大,同时也任教于辅仁大学。可生当时是辅仁社会学系的学生,对中国古典文学也很有兴趣。在那个时代,任何老师讲课,都不禁止其他系的学生来旁听,可生常去旁听顾老师的课,有时也到顾老师家里去。我们在那里相遇过。

当时,我与可生既不同校又不同系,自然不会很接近,只是颔首为礼,互知姓名而已。年轻时的他,少言寡语,神情忧郁,连表情都很少,几乎看不出他对老师的讲述,同学们偶尔的插话、议论有什么反应,只是默默地凝神而专注地听。

少女时代的我,由于母亲家教甚严,养成我羞怯、腼腆,不大敢当众讲话的习惯。在顾老师家,往往是找一个不惹人注意的角落坐下,听大家讲。有所思有所感时,也偶尔向老师提一两个问题。

可以看出,有一点我和可生是共同的,年轻时都不 张扬。这样的偶遇,像流星,在彼此的生活中一闪,无痕滑过。

1951年,我毕业于北师大,被 周文同志遴选入中央党校语文教研室工作,与可生再没有联系和交往,可以说,以后我几乎把他淡忘了。

多年以后才知道,曾有过两件事。一是,有一次我从顾老师家走后,老师曾当着在场的同学,可生也在,夸赞过我,说我有较好的古典文学功底,还说他曾在我的填词试卷上批过“剪裁妙处非刀尺。”另一件事是1952年,可生在清华大学的校车上看见过我,我没看见他。不知为什么他没和我打招呼。我不知道他已考入清华读研究生,他也不知我在中央党校工作。我每周六下班回城里探望母亲,周日下午必须赶回党校,晚上往往有民主生活会。当时从西直门到颐和园的车非常难搭,党校纪律甚严,我必须想办法往回赶,所以有时就挤进清华的校车,搭一段路,再走一小段路,可回党校。可生看到我在挂甲屯下车,他并不明白我究竟到哪里去。

这大概就是我俩离京之前的最后一面吧!从此风流云散,天各一方三十载。互不相闻问,在多次政治运动中,也互不知遭遇。

风雨坎坷音讯断绝的三十年

上世纪51年到80年,这三十年间,我和可生像两片树叶,随着政治风云的翻卷,起落飘荡,身不由己,命运根本不由自己掌握。

这三十年,尽管我俩经历各不相同,但也有相同之处:第一,我们都是解放前读的书,自然被认为是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,”都处于党对知识分子“团结、教育、改造”的政策之下,自然都饱尝了思想改造的滋味。第二,在工作的前期,我俩都还有幸在中央直属机关工作:他在中央劳动部,我在中央党校。当时还算为人们所仰慕艳羡的中直机关。

下面该分述两个人的不同处了。一支笔难述两个人的经历,先说他的。

他的社会学系52年被取消了,劳动部总还跟社会问题沾一点边。由于他的钻研精神和努力,在工作初期,每月都写出一篇与业务有关的论文,交给他的直接领导,领导很满意,但没过多久,人事部门就要把他往下调,理由是才毕业,缺乏实践经验,必须下基层去锻炼。他的直接领导不同意,说:“好容易调来这么一个能写的人,为什么非给我调走?我跟他去说!”两排办公室是挨着的,可生从后窗开始可以听到他们高声争吵,过了好一阵,声音越来越低,听不清楚了。最后,直接领导垂头丧气回到办公室说:“没有办法,你先下去吧!过两年我再把你调回来。”可生猜测,可能由于他的家庭成分问题,加之他大哥到台湾谋生,毕竟算海外关系, 这在当时,都要算无可更改的严重问题,决不是靠有才能所能改变的。我不知道他后来的几次“审干”关是怎么过的,他没对我说起过,也许,全国唯一的一所中央党校比他们更严格吧!连我这个家庭政历、个人政历比可生清楚得多的人,都曾因大学同学之间,没什么大不了的事,而被追究,被盘问,没完没了地“背书”。

可生从此遂一路下滑,那句“过两年再把你调回来”的话,也成了空头诺言,若干年之后,我们明白不能怨那位领导,在那个年代,这也不是他能办到的事。于是可生从北京而西安而兰州,终于在1958年,由一个玩笑而生出的莫须有的罪名,既没有文件,也未说年限,就下到被称为“世界风库”的安西县小宛农场去劳动了。在哪里,消磨了从三十岁到五十岁的20年。这就是他三十年经历的简略叙述。

下面回过笔来再说我。

我在中央党校语文教研室,名为任语文教学工作,尽管我努力了,当时不敢明言,心里却窃以为这种教学方法,取不到多少效果,因此在工作上我是沮丧的。

建国初期,中央党校的规模还不大,学员都是地级以上的党员领导干部,年龄比我们大得多,在课下戏呼我为“小老师”。这些同志,革命实践经验非常丰富,但缺乏理论学习,大多数文化也不高。他们进校,以理论学习为主。据我记得,有哲学、政治经济学、中共党史、苏共党史、马列主义基础等等。语文课似乎处于次要地位,往往在两门理论课之间,加进两个星期,最长一个月时间上语文课,讲范文的时间很少,课程内容从标点符号使用法讲起,继而语法、修辞、 文章作法,目的是提高学员阅读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。其实他们想学的,还不是写什么论文,而是最常用的请示报告、工作总结、学习总结等等。他们交给我们批改的,都很少是专为语文课写的作文,往往是学习理论课的心得体会,很厚,我们改起来很费劲。

我从自己读中学、读中文系,尤其是课外在马芳吾老师处学习的经验,认为提高阅读和文字表达能力,不是一朝一夕之功,是日积月累来的,更不是这种速成、突击的办法所能奏效的,何况这种夹馅、填空的安排课程法,使人有语文课不受重视的感觉。到底有多大教学效果?我心里是暗暗打问号的。

当时,我这种想法绝不敢说出口,因为自己处于被改造的地位,哪有指手划脚、说三道四的资格?语文室年纪差不多的几位女同志,也没敢交流过,不知她们有没有想法。又不知道谁会把这些话在民主生活会上捅出来,那可惹了大麻烦,招来严厉的批评,作不完的检讨。在当时那种气氛里,谁都小心翼翼,有一句流行语,叫做“夹着尾巴”做人。

“思想改造”无穷尽,也无止境,谁也回答不出达到什么标准,算改造好了。认真说起来,我算幸运的,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,反胡风、反右、反右倾、小四清、社教运动等等,都是旁观者,没挨上整,意即没当上重点人头,没被作为典型。

即便如此,正常的日子也不好过。我们进中央党校不久,就遇上三反五反,这次运动要整的条款,我们几个刚出校门的学生都挨不上边。运动结束之后,我们却须在相当规模的会上检查资产阶级思想,没有一个人检查一次就能过关的,总要三五次上会,说了思想还不够,必须深挖思想根源,会上大家提问,提批评意见,二十刚过的我们,真不知如何是好,又不敢哭,怕被说是对思想改造有抵触。

非运动时期,每天早晨有一小时理论学习,理论必须联系实际,我们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,都是典型的“三门干部------由家门而学校门而机关门,自然没有社会实践可联系,于是只能联系思想实际,自然仍是摆思想、挖根源,使我们不知不觉感到自己仿佛天生带着许多“原罪”。

一周还有一次民主生活会,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,每周都开,有时真是感到没话说了,同志之间哪儿有那么多意见?可是不发言又不行,谁没发言,会点着名叫你说,这种会就变成你戳我鼻子,我戳你眼睛了,说是“通过批评,达到团结”,实际上,我感到这种气氛与作法,使每个人都谨小慎微、缩手缩脚,不敢放胆说话做事,想在工作上提建议都要三思而行。

胡风及其周围友人被打成“反革命集团”,我这个刚毕业几年的小毛丫头,自然与胡风沾不上边。然而运动结束之后,来了个“审干”,我没料到的问题就来了。大学时,我喜欢京剧,有时与同学们相聚也唱几段,地理系一位王姓同学有留声机和许多唱盘,我们有时聚在一起听,到王姓同学宿舍里去听的,也不止我一人。当时我并不知道王姓同学是三青团员,隔系,又不同届,我确实不知他政治面貌。到审干时,就成了问题,多次开会追问审查,且作了专人外调。那时,我身上仿佛沾了敌我矛盾,有人都不敢接近我了,甚至有一段时间,限制我进城探望母亲。“严重”二字的感觉,决不是敏感凭空而来。不记得经过多长时间,结论总算出来了,且与我本人见了面,证明我与王姓同学只是一般关系,没有政治关系,搞我这个专案的鲍同志还对我说:“你应该感谢党,给你弄清楚了一个问题。”我的真实想法当时不敢说,若说了又是一桩大罪。我认为,我本来没干什么坏事,不知者无罪,你们偏要如此掀风鼓浪,当作个不得了的事,把我按扁了,揉圆了,再拉长了,还要我感谢你们?

在党校,我只有一件事沾了光。大约是54年,为了提高干部业务水平,党校出具证明,让我们自己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去拜师。我先后拜了浦江清先生和游国恩先生为师。这两位老师倒不像中学马芳吾老师那样看中了我这个学生,而是当作中央党校交给他们的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,所以教得很认真,除了随班听课外,我认真阅读他们开的书目,写论文交给他们,聆听他们的教诲指点,有时他们把论文修改后,替我投给《文学遗产》。如此约四年左右,我受益匪浅,如果没有中央党校这块亮牌匾,我不会有如此幸运的逢遇。

党校的学员班次、课程和教学机构的设置,是随时按需要而变化的。57年底,撤销语文教研室,我被调入中国社科院情报所,任情报刊物的编辑,我在专业上的知识,比在党校施展得开些。社科院的思想改造也不像党校那样凌厉,不再总让人有负罪感。我感到快乐一些了。可惜好景不长,在社科院我只工作了三年多,由于全国形势,被迫离开了专业。

58年大跃进之后,全国发生三年大饥荒。中直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全国各地,我在其中,下放四川彭县。任务是宣传中央十二条,整风整社。当时曾说过三年到五年待农业过关,工业上马,不一定回原单位,有专业的一定归队。还曾再 三强调轻装,不准带家属,工资关系、粮户关系,可以带下去,也可以留在原单位,五、六十年代是高歌“笑洒满腔青春血,一生交给党安排”的时代。当时母亲已病故,我孑然一身,略整行装,毫不犹豫地下去了。

下去才八个月,上面忽来通知:今后和中央脱钩,属地方干部,农村工作一年之后,由当地另行分配。我们虽不甘愿,但也无法,只能服从,六十年代不像现在,可以自找工作,当时如果脱离革命队伍,档案上是个污点不说,无处报户口领粮票,有钱也买不到饭吃。我们只能听天由命,我们曾问过,何以如此?回答是情况变了,所以政策有变,变为调干下放。原来,我们的命运,在随时莫测的变化之中!

农村工作结束之后,先后分配在县供销社,县医药公司,所任工作与我原专业------中国古典文学毫不沾边,其间经过了十年文革,我在县供销社会成了重点人头,“罪名”如下:

1、黑帮黑线人物。我在中国社科院搞过学术情报工作,在文、史两界认识不少学者,这是很自然的事,文革中,他们当中有些人已被冠以“黑帮”罪名,彭县追问我与他们的关系,且须交代接受了什么特殊任务。纯属子虚乌有,我当然交代不出。

2、小三家村。县供销社有三个大学生,我之外,一是与我一同下放的李崧生,上海同济大学电机系毕业,另一个是西南农学院调来的园艺系女生刘玲琴,交往自然多些,恰符合“三”之数,北京出了个“三家村”,我们就成了有口莫辩的“小三家村”。

3、特嫌。我们戏呼刘玲琴为“607”取其谐音,不止我们三个,县供销社其他同志也随同戏呼刘玲琴为“7号”。到文革中就大不然了,硬说这是特务代号,要我们交代她前面的606个人是谁。这与毕可生的“九号计划”相类,都是数字玩笑,但在文革中却是百口莫辩的大罪名。

文革中新发明的各种惩治人的办法,我都领教了。当时我举目无亲,孤身一人,“罪名”确如泰山压顶,我曾想到过死,也许命不当绝,没死成。后来李崧生却不明不白地死了,我看到他们怎样对待死人了,死口莫辩,我才打消了死的念头。

彭县派了三批人到北京查我,无论如何都没找到能定罪的证据(这一点还总算实事求是)。最后只好赔礼道歉,退还抄家物资,烧毁黑材料,调到医药公司了事。没有处分,没有任何帽子,没降工资。从单位上看,是降了一等,因医药公司是县供销社和商业局的下属单位。

文革的一场闹剧,在我身上就这样结束了。

我写这些,并非浪费笔墨,正因为我和可生都有这样苦苦磨砺的二十年,才为我们两心相知、两心相通、和谐默契、彼此珍贵,打下了坚实而良好的基础。

乖隔三十年后的意外重逢

我和可生在下面的三十年不约而同地都没放下专业,他边放羊边苦读英文,此外,逮着什么书读什么书,天文、周易等等他都读。我的中国古典文学,当时几乎是禁书,文革破四旧时,凡是带龙的东西,都必须砸碎,我那些古文、诗词,当然属于封资修,若被人知道,我对这些锲而不舍,则罪莫大焉。我被逼想出了一个办法,订制了一个能放两层书的书柜,把专业书籍放在后面,前面一层,都是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。到晚上无人时,把门反锁,搬开第一层,读第二层的书。好在彭县的同志,有书柜的人不多,一直到我搬出彭县,无人发现我这个用心良苦的“机关”。至今,这个书柜仍在我书斋里,成为某种时代背景的纪念物。

我与可生这个不约而同的共同点,是因为我们俩都有一个定而不移的愿望------归队。也正因此,无形中成了我俩之间的一根红线。

在彭县医司(彭县医药公司的简称),我是坐办公室的,凡属动笔的东西,一揽子归我,当地的称谓叫“笔杆子”。

在77年、78年时,文革已结束,报纸与广播上,已有了党号召专业知识分子归队的指示。我以为这下总可以理直气壮地归队了。于是打报告给中央到省、市、县的组织部、文化部、宣传部,却都如泥牛如海,杳无回音。距我最近的是县组织部,我曾去问,他们说:“你自己挂钩,我们放你。”我很吃惊,问:“都是共产党领导,怎么说法这样不同?中央党校曾经教导我,工作调动必须靠组织,不能私自联系,否则叫作非组织活动,要犯大错误。试问,当时我来彭县,是谁给我挂的钩?”对方一时语塞,后来苦笑了笑说:“当年和现在不同了,我跟你说的也是实话。”至此,我才懂,从号召到落实,中间还不知有多长时距。

我仍旧没丢弃专业,而且重新复习起日文来,我不信自己非老死彭县不可。我不能辜负了国家的教育经费,老师付出的心血,以及我自己的努力。

回归专业队伍,成了我一块心病。那时尚不知可生在甘肃,与我身隔异地,两心相同。是天意吗?正因为这一点,他竟非常偶然地闯进了我的生活。

有一天,批发部给我送来用报纸包着的一包东西,我无意间注意了一下那张人民日报,有一整版都是关于专业对口归队的文章。居于版头的一篇题为《社会学是空白,归队对口谈何易》,读完文章,我才注意作者:“兰州教师进修学院毕可生”,我忽然觉得毕可生三个字,既遥远又模糊地似曾相识,我从记忆里搜索良久,在顾随老师家里曾见过的少言寡语、神情忧郁的青年,浮现在我心头,莫非真是他?在这孤寂的彭县,多一个知识分子的朋友也好啊!又一转念,中国之大,焉知不是同名字的人?于是我写了一封短信去问他:“你是不是辅仁大学的?是否曾到过顾随老师家?曾否遇见过北师大一个女生名孙亚英?”很快回信来了:“是我。”且问我何以在四川彭县,而且是医药公司。

我回了他一封很长的信,这封信是颇费了些笔力的,三十年的风云雨雪、酸甜苦辣,我尽量明确、浓缩、简练。

于是鱼雁颦传,信件往来不断,三十年的乖隔,彼此都了解了。当他知道我们都还是单身时,诚直爽快地提出了组成家庭的愿望,且说了他的家庭身世,原来的他家是山东的一个望族。在非常重视阶级成分出身的,毛泽东虽已病故,但余威尚存的时代,这一点无疑是很可怕的。尽管当时阶级成分已不大提,但中国政治问题的反复、起伏,不是没有过,我的恐惧心理,是可以理解的。更何况中央党校的洗脑,文革后我惊魂甫定,烙印,在我身上都是很深的,大胆冲破这些,对我不是件易事。

我在彭县举目无亲,周围的朋友早已认为我是个攻不破的堡垒,谁都不再对我提起此事,况且,我已52岁,完全无法找一个知心朋友商量,只能毫不露声色把这件事紧紧地掩藏在心底。这件事对我是人生的一个歧路,我必须慎重,这一步我本可以不迈了,一旦迈出去,是绝对收不回来的,怎么办?怎么办?我千遍万遍地问着自己。对幸福的希望和向往,对各种内外因素的恐惧和忧心,纷至沓来,那段时间,用自己折磨自己来形容,并不过分。这其间,我毫不怀疑对方的人品和才学。可是现实比这复杂得多,我不再是少女了,我不能没有更多的考虑。

大约有半年的时间,有人主动来问我了,是公司的领导施承忠同志。老施是江苏启东人,大我十岁,是医司唯一比我年龄大的人。1938年参加革命军队,文化不高。但为人非常好,得到全医司上下的尊重。当时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同办公室。

有一天,他忽然问我:“你老实告诉我,你近来到底有病还是有事?如果是病,早一点到医院查查,不要耽搁,如果有事,你何妨对我说说?”我说:“我没病,也没事,怎么了?为什么您这样问我?”他说:“不对!既没病又没事,你不会忽然瘦这么多。”实际上,老施这一问,正准确地敲到了我心坎上,我想,老施知道我举目无亲,文革时又从生死中滚了过来。平时对我就有一种同情和关注,像长兄般待我。我索性合盘托出了。

老施默默而专注地听完了我的叙述,不解地问“这么好的条件,你还犹豫什么?这样的人才,彭县可是找不出来的。”

我说:“是的。对方人品、学识、才干、心地都无可挑剔,不过,我还是有很多怕字。首先,我独自生活了这么多年,连自己都知道脾气变得古怪、暴躁了,想来他也很难例外,两个坏脾气到了一起,岂不会有吵不完的架?这样自寻烦恼,还不如我一个人生活。第二,纵然他是遗腹子,他出生后,望族家庭已经败落了,可在家里他到底是二少爷,我却是清贫家庭的丫头,将来在生活处理上,怕会有矛盾。第三,替他着想,他身边应该有一个非常会理家的人,这正是我的弱项,将来有个家,俩人都不会,谁理?”

施思索了一会儿,缓缓地说:“你想的不是全没有道理,你不妨听听我这个旁观者清的想法。我觉得你的毛病在于一事当前,总先朝坏处想,越想越可怕。你为什么不想想你们两个有很多相同的,又很优越的条件?据我看,这件事大可乐观。你说了三条,我也来分析这三条:第一,你们都有高学历,高文化水平,知书,必然达理,不会胡搅蛮缠。孤独,使得你们脾气变坏,条件一改变,有了幸福感,怎么会有吵不完的架呢?第二,他曾经是少爷,这是事实,可是他在农场磨练了二十年,二十年是很不短的时间啊,人经过艰苦是会有变化的,再说,家里两个人,做事总有个商量,我估计不会有多大矛盾。第三,理家比读书容易,到时候自然就会了,这不是什么大事。据我看,你们是共同点多,都有文化,都在基层磨练了二十年,又都有强烈的归队愿望,这都是难得的基础,你怎么闷在心里愁成这个样儿呢?”

人生的歧路口,大事,我必须自己拿主意,顽固的忧心忡忡,不是老施一席话,就使我茅塞顿开的,尽管我也觉得他说得有道理。我仍在恐惧与犹豫里徘徊着。一个人的性格弱点,是多年养成的,不那么容易改变。

我并不知道,我的彷徨、犹豫,使可生在焦急,摸不着头脑,神思恍惚中过了很久。

对同样一件事,可生的处理方法却与我迥然不同,充分展示了两种不同的性格,我是内敛的,他是外向的,我是瞻前顾后的,他是果断的,一往直前的。

原来,他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之后,收到的来信远远不止我一封,后来,我也看见了,散乱地堆在他宿舍桌上,像个小坟头。这些信在可生心目中,似乎都“过尽千帆皆不是。”

49年,他在顾老师家见过我本人,听过老师对我的评论,仅此而已。我叙述三十年经历的那封信,是他第一次看到我的字,以及我的文笔表达能力。对他来说,这似乎正是他多年寻求、八方求索的一个目标,原先在他心目中,也许还只是一个朦胧的意向,现在真切地摆在面前了,甚至有几分超乎他意外,他惊喜,捕捉住,再也没有放手。似乎有一种终于找到了的感觉。

可生不像我把这件事紧紧闭锁在自己心里,相反,他把我谈三十年经历的信,尽量拿给他的朋友们看,例如甘肃出版社的予里,他曾住过的上水巷九号老黄哥一家人,甚至他的学生 楼健、陈克恭都看了,广泛听取了意见。当然,我不知道他们的评论。

后来,老黄哥的四女儿黄承润告诉我,可生曾兴冲冲地拿着我的信对她说:“我一定要把她接回来!”承润说:“你一定了,你知道对方一定了吗?”他说:“不管!我一定把她接回来,退一万步说,即使他不答应婚事,我也要帮她归队。不能让这样一个人留在县医药公司,中国的人才还没有过剩到这种程度,太不像话了!在我见过的人里,她终非‘池中物’!”

在信里我对可生说了我最担心的事,我不会理家,他答复得很干脆:“我不是找保姆,若找保姆,在兰州就找了,何必千里迢迢找到四川去?难道你没读过〈文心雕龙〉吗?不知道知遇难逢吗?”

不久,收到他第一次寄给我的照片,背景似乎是兰州的滨河路,他非常本色,一身旧干部服,布鞋,人很消瘦,倚着一辆旧自行车。照片背后有一首七言绝句,大意是说:半个世纪以来他像一条枯藤,忽然遇到一场秋雨,有感而复生,对这一次逢遇,涕零感激,苍天给他的恩惠不薄。

我明白我在他心里是什么份量了。

千金易得,知音难求!我懂了俞伯牙为什么摔琴。

我们都过了知天命之年,人生经历使我们都懂了“人情阅尽浮云厚,世事经过蜀道平”,我知道,他这些话不是轻易出口的。

我们彼此选的都是人品、学识、真心,毫不掺杂一点点金钱、权势、地位。世上有比金钱、物质更宝贵得多的东西。我们彼此得到了,复何所求?

在人生的歧路口,我终于下了决心,昂首挺胸地迈出了这一步!

1980年冬,可生到彭县来了。问路问到了我面前。我们居然都没认出对方。西北的风沙在他脸上留下了刀刻一般的皱纹,当他第一次握住我的手,他手掌上的厚茧,我感到像一把小锉。接谈之后,再找不到年轻时 默寡言、面带忧郁那位书生的影子了,他有了灿烂的笑容。他变得健谈了,且风趣、幽默,热情、奔放,甚至可以说妙语如珠。他认为我的变化也很大,用他的话说就是:“你简直像换了一个人。”我没有了当年的羞怯,躲人,而变得快人快语了。谈起阔别三十年的人生感悟,我们有多少会心的笑,甚至拊掌大笑。阅历,让知心之谈变得如此有深度,这种以深厚生活积淀为基础的,难能可贵的互相了解,使彼此都拥有了空前的幸福感。我们彼此都感到自豪,这种寻觅多年,终身无悔的感情,不是大多数人都能得到的。

有一件在文革中发生的事,我向他说起时,他为之非常动容。在这里,我也觉得不应该漏掉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大约是68年,我曾经住队处的一群女社员,挎着装有酒米(即糯米)、黄豆、鸡蛋的小竹筐,步行四十多里来看我,一进县供销社的门就大喊:“孙同志!孙同志!我们来看你!”我赶紧迎出去说:“别喊同志了,你没看见大标语,我已成了反革命了吗?”她们仍旧高声大气地说:“啥子叫反革命,我们见过,你不是的!”我说:“你们来看我,不怕连累你们吗?”分贝仍旧没有减,说:“我们怕啥子?社员,向阳花!叫花子不在嘛讨口子在!”(叫花子和讨口子都是四川话里乞丐的意思,意谓已经处在很低的地位,没有再贬的余地了),她们还建议我到她们队去游斗,搞假批斗来保护我,我说:“不行呀!游斗的地点,不能由我来定。”

可生听了,沉思良久,缓缓地说:“文革是调动了、发挥了人性中最恶的一面,在这种大背景下,居然还有人坚定地保存了善的一面,实在是太不容易、太宝贵了!”过了一会儿,他忽然转身又补了一句:“这也看出你平时是怎么为人的了。”他忽然抱住了我,我看到了他眼睛湿润了。

他来彭县时告诉我:甘肃省社科院已经决定调入我们两个人。不久,打点了简单的行装,我们就上路了。带着新婚的喜悦和归队的喜悦,我俩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,“却寻云迹贴天飞”,别了!被迫脱离专业的岁月!对于诗酒风流的川西平原,对彭县,我还是有留恋的,彭县的粮食,毕竟养活了我二十年,彭县毕竟有善待我的人,彭县还有我那么多好朋友!不因文化程度的差别而阻隔,一直到现在还有联系。真心,走到哪里都是宝贵的。可生走了之后,他们电话不断,信不断,商定好了要来看我。说:“彭县是你的娘家,我们是你的娘家人!毕大哥走了,还有我们!”

被朋友称为“神仙眷属”的三十一年

1980年初,我与可生都到甘肃省社科院报到了。当时社会学所尚未正式成立,他一个人先从事社会学中的人口和老龄化问题研究。我在院刊编辑部任编辑,负责文学、语言学、敦煌学三个栏目。

20年魂牵梦系盼望回归专业队伍,一旦得偿夙愿,我俩当然全身心投入。在自己的跑道上,都跑得如鱼得水,酣畅淋漓,当时院里有食堂,我们在食堂搭伙,有意不让家务缠身。刚建立起来的家,也十分简单,空空荡荡,但我俩心里却是充实而快乐的。

当时我俩已各自有52、53岁了,留给我们工作的时间不多了,俩人都想把失去的20年追回来。在这种心情下,没过多久,我们分别取得了较出色的成绩。

83年,正式成立了社会学所,可生被任命副所长(无正所长),实际全所工作都在他一人的领导之下。首先,他与所内同志商酌,给每个人定下了科研方向,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开展工作。他自己则与全国各地社会学名家建立了联系,如北京的费孝通、王康、折小叶、杨雅彬,甘肃的谷苞,上海的 邓伟志,胡申生,武汉的 雷洪,后来还有山东的姚兆余,兰州大学的赵利生等等。于84年9月16日在他的策划组织下,创建了甘肃省社会学会,可生任秘书长。与省老龄协会、省老龄委都有联系,协同工作。把被取消了几十年,刚恢复起来的社会学,搞得风生水起、有声有色。

我在编辑部也继续秉承着五十年代任编辑的作风,不浮躁,踏实认真,以质量为唯一标准,不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,不凭任何人情,真正做到择优刊用稿件,这一点是我退休后多年大家仍公认的,在用稿上,我铁面无私。另外,我不满足于被动地等撰稿人给我投稿来,根据稿件的质量,我与撰稿人建立联系,了解对方过去研究什么,现在研究什么,将来准备研究什么,逐步掌握一支骨干作者队伍,这样可以按需要约稿,变被动为主动,做到手中总有备用稿,万一遇到来稿质量都不佳时,不致影响出刊质量。我与其他编辑作法不同的还有一点,就是视撰稿人为师友、真心诚意地,逐年累月不间断地给作者写信、答作者问,退稿绝大多数有退稿信。一直坚持到我退休,在作者群中,至今有一大批朋友,与我有书信往来,我很珍视这种友谊,真挚、持久,不是“以利合者,利尽而交疏。”2009年,我院创刊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,竟有一位当年我的撰稿人,现在已任兄弟社科院主编的同志,拿着当初我给他的信,在大会上向我致谢,一时掌声雷动。当时可生尚在世,对我说:“你当年的辛苦,有结果了,也值得了。”

彼此的成果,我们总是两个人分享。

我们俩都是88年,60岁时退休的,归队后工作了仅仅七、八年,我们俩谈不上丰硕,却都有了可观的成果,而且都是真真实实,问心无愧是自己的,不掺杂一点点利用工作之便,而侵占别人之力的内容。毕可生的成果计有:

《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》分部副主编,审定部分词条,并撰写老年社会学与语文社会学词条24条。(91年大百科出版)

《英汉辞海》执行编委,负责通审“T”字词条26100条,另译写社会学专业词条2203条。(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)。

《英汉大学辞典》编委,负责通审“T”字词条12690条,另译写社会学专业词条250条。(科普出版社出版)

《社会学辞典》副主编,负责撰写部分词条及审定英文译名。(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)

《老年学辞典》副主编,负责撰写及审定部分词条。(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)

《老年学》译著,与伏耀祖等人合译。(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)

《老年学基础》主编,负责审定全书,并撰写部分章节。(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)

本文不是主要写我,我的成果只简略一提,尤其是我的主要精力在编审、刊发稿件上,论文的撰写无法与专业所相比。计有:

参与撰写《古文鉴赏词典》。(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)


参与撰写《中学古文鉴赏手册》。(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)

翻译日本学者金刚照光《敦煌出土文学文献目录附解说》。(分三期刊于《甘肃社会科学》)

撰写《唐代传奇中的史笔》、《全面看待苏东坡和他的词作》、《 曹雪芹与〈红楼梦〉》、《吴敬梓与〈儒林外史〉》《蒲松林与〈聊斋志异〉》、《洪昇与〈长生殿〉》、《孔尚任与〈桃花扇〉》、《不应遗忘的多产早亡诗人---黄仲则与〈两当轩集〉》、《纳兰性德与〈饮水词和侧帽词〉》、《论曹操的艺术形象》、《从三个被杀女性看水浒作者妇女观》、《宋江与 梁山起义军的出路问题》等十数篇学术论文,分别刊发于各省学术刊物,学术会议论文集,及蓝盾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介绍》中。

我俩之能取得这些成绩,首先应归于当时院领导的学风好,院书记白涛同志对我俩十分关切,给我们的业务工作助力不小。我又恰好遇见了一位非常识才,有如伯乐的编辑部主任杨永洁老人,他正直,耿介,认真,是非分明,在他领导下工作十分愉快。在我退休前的总结会上,他曾给我一个评价:“孙亚英没有把编辑工作当个职业,而是当个事业干的。”能作出如此评价的,杨主任之外,没有过其他人,96年杨主任病故时,我痛哭失声了。

居于第二位的动力,是我俩都有了家的感受。俗话说“男儿无家心无主”,其实女同志也是一样。家,使我们有了一个暖心的,踏实可靠的港湾的感觉,身心都有可归之处了。而且,无论遇到什么事,两个人都互相商量,互相鼓励,互相安慰,互相扶持,这种心灵相偎,彼此作为对方的精神支柱,相互间给予力量,对事业上的助推力,竟会如此强烈,这是我俩从前独自生活时,从未感受到的,同时,日异加深的两心相知、相通,又是一种无尚的幸福感,那时,无论生活和事业,我们都觉得无比美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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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在我和可生最初相处的日子,他经常有一个令我不解的动作。有时在庭院里散步,有时在公园里稍作停留的景点,有时甚至在车站等车时,他会稍稍退后三、五步,和我拉开一点距离,我偶一回头,总发现他从背后默默地凝望着我。我问过他为什么?他说喜欢从旁边看看我。

他这种从旁凝视的目光,延续了有几年。我曾多次仔细琢磨、忖度他这种目光的内涵,别人对我从来没有过这种目光,除对我之外,他对别人也没有。到底这种目光包含着什么内容呢?我觉得,只有收藏家,面对自己寻找多年的文物,忽然不期至遇,那种目光才与此近似。

我的理解是:他对我的学识,文笔表达能力,经马老师多年严格训练的赵体字,都非常鉴赏,那么,他对我本人的这种默默注视,是否也是一种鉴赏?一种浑然一体的鉴赏?两句辛词,不由得涌上我的心头: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

还有一次,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:“他外出开学术会,时间较长,许久未归。一天晚饭后,我去水房打开水。天已经较冷了,我穿了薄棉衣,外面罩了一件黑底小碎花的中式罩衣,这件衣服还是我从四川彭县带来的,应该说很朴素,只是可生没见我穿过。我也不知道他此时会回来。大概他回过家没看到我,就出来迎我了。我从开水房出来,突然看见他张开双臂,像老鹰捉小鸡的姿态,从老远向我跑来,跑到我面前却放下双臂说:“真好看!”那率真的动作和神情,与他的年龄是不相称的。

几年之后,我们到九寨沟去玩,走到金铃滩处,他凝视了一会儿淙淙然,稍带叮咚声的流水,说:“这潺潺流水,很像你当年写给我叙述三十年经历的信。”我心头一震,人一生中,遇到知音能赏者,又有几人?

我那篇《家贫也读书》,自己原没想写,只在闲谈中断断续续向他谈起过。他鼓励我写出来,说对很多人会有益,连题目都是他拟定的。脱稿之后,他替我发给了“五柳村”网站,五柳村在海内版、海外版都刊发了。后来“早叫庐”网,“龙源”网等也转载了。点击率至今已达两万七千多。可生还背着我偷偷地用电脑把此文发给很多朋友,日久了,我莫名其妙地收到许多赞许和感谢。问可生,他喜滋滋地说:“你哥是有眼光的。”

自从他生活中有了我,他仿佛总有一种莫名的得意,我从此也享受着知音、知己、知心的恩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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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生热爱生活,也很顾家,购置家具,家用电器,装饰房子,如铺地砖、封阳台,把窗子改成推拉式等等,他都是主力,不大用我管。

他买得最多的是自己设计的书架、书柜,买了很多书,没过几年,我家就具备了一个小图书馆的规模。

家里没有我之前,他对女同志的用品,几乎不大注意,可是结婚之后,大不同了,细心细意地给我买东西,使我和我的女友都惊讶。举一小事为例:为了我开学术会带着方便,不知他从何处搜购来一个又轻又薄的旅游镜,深褐色塑料外壳上,是一只开屏的孔雀。还有一个用心型锦锻盒装着的小木梳,产于有名的梳篦产地常州,梳子上部还有一条用烙画手法烙成的龙,正好是我的属相。这两件物品都十分轻便实用,而且精致。连我自己在商店里都未看到过,不知他是怎样细心觅得的。

可生知道我平生不戴首饰,但他在家里与我拍照时,又希望我妆扮一番。于是他想了个办法,不买真金和真珠宝的,各种几乎可以乱真的戒指、珍珠耳环、项链、珍珠发卡多种样式的都有,都是照相时戴,照完就摘,从不戴出门。他似乎已能以此为乐了。

我从年轻时就不敢打扮,衣着不敢追求时尚,一方面由于性格使然,另一方面也是时代背景使然。20多岁时,在中央党校,一色列宁装、干部服,任何一位年轻姑娘都不敢打扮,否则,到了民主生活会上,“资产阶级思想”就会成为众矢之的。30多岁时下放四川彭县,那是个与乡村接壤的小县城,我又是个孤身女同志,自然是越朴素,越不惹眼越好。50多岁,可生才有了我,凡是他认为好看,他愿意我穿上的女装,不问我的意见,也不问价格,毫不犹豫一律购回。这类衣服,我往往不敢穿出去,一直到他“走”,有许多我没有穿过,他甚至说过:“穿嘛!怕什么,有我在你旁边呢!”我始终无此勇气。他走了,我多痛悔!他满心爱意,我何苦不让他称心如意?现在再穿也来不及了!他看不见了!

可生还有一个特殊的喜好,喜欢我穿绣花鞋,从上海大美华鞋庄给我买了许多双,我对此思想偏偏很抵触,认为绣花鞋和女知识分子是绝对不协调的,始终不肯穿。他说“何香凝是革命者,她不也穿吗?”后来他也让步了,说:“你不用穿出去,在家里穿给我看,不行吗?”我也试着这样做过,可是一有人敲门,我得赶快跑去换鞋,退休后我自己下厨执炊了,也须换鞋,这种精致轻软的缎面绣鞋,是不能沾上油污的,因此不久就作罢了。他走后,我面对着这一堆绣花鞋,泪如泉涌。他如此细心密意地为我选购,我却连换鞋这一点麻烦都不愿为他承担,如今,天人两分,死生契阔,叫我如何补偿?

到暮年,他会从电脑上购物了,看到什么新奇东西都想买,不管是否必须。我则仍遵着母亲童年时的教诲:量入为出,留有余地。有时他明知我不赞成,可又抑止不住自己的好奇和购买的欲望,于是买了藏起来,不让我看见,天真得像个老小孩。他走了之后,我翻出不少这类东西,睹物思人,又是伤心,又是爱怜。

这些事,我是从不为外人道的,若不是他走了,椎心地痛,还不会公之于众。我希望更多的夫妇,从我身上吸取教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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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生是个爱玩的人,只要有机会,他总想到处观光旅游。他和我从80年到96年,颇走了不少地方。有时是借着学术活动的机会,在职时各走各,退休后的学术会,则是有时我陪他,有时他陪我。以致在我的学术会上,他也结交了不少朋友,如杭州的马成生,武汉的翁柏年,温州的蒋文钦。他们戏呼可生为我的“牧羊郎”。另外一种是88年退休后到96年,那时体力尚好,每年都专程出去二至三次。

旅游也和搞学术一样,是两个人相伴的好处。如果我一个人,没有能力走那么多地方,如果他一个人,恐怕也没有那么高的兴致。

粗略计来,我们俩到过下列一些地方:

全国五大名山,我们登过四座:峨眉、泰山、庐山、 黄山

四川省:乐山、灌县、峨眉县、九寨沟、黄龙。

江浙:苏州、杭州、无锡、绍兴、南京、上海。

山东:文登、威海、青岛、烟台、曲阜、邹县、荷泽。

东北:大连、沈阳、旅顺。

西南:贵阳、昆明。

西北:西安、银川、西宁、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榆林寺、莫高窟、吐鲁沟、两座藏传佛教的喇嘛寺:塔尔寺、拉卜愣寺。

以上这些游历,不能一一历述,只选一些有趣的印象深刻的记述如下:

凡走过的地方,我俩都非常注意题辞,匾额和楹联,从内容到书法。可生走到每个地方都喜欢拍照,至今装满四大抽屉,他走后,我不敢、也不忍去触动。

山东省我们到的地方最多,时间也早,在1984年,是可生有意带我去见毕氏亲族中人的。登泰山也是这一年,当时我俩体力尚好。下午登到了岱顶,岱顶饭店清静且干净,夜里三、四点钟就起来,披着饭店供给的棉大衣到山顶拱北石上去看日出。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清楚地看到太阳是如何一点点升上来,最后一跃,然后照临人间的。清晨的山顶,让人有一种神秘的感觉,常有一缕似云似雾似纱的东西,从颊边耳畔飘过,恍如处在半仙的腾云驾雾的幻觉中。也许因为山的高度太高了,才会有此景象,无怪杜甫说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。山顶上并列有两块极大的石碑,是两位帝王封禅泰山时立的,一块是唐玄宗李隆基的楷书,另一块是清代乾隆皇帝的赵体行书,字都非常漂亮。可生说历代封建帝王中,也有在书法上颇下过功夫的。连没出息的宋徽宗,不也创立了瘦金体吗?



我们为了仔细领略山景,用两天时间步行下山。第一天从岱顶下到中 天门,石阶很平,分紧十分盘和慢十八盘,这一段路两旁山上,有蓊蓊郁郁十分茂密的松林,称为对松山,“泰山天下雄”,让人十足地有这种感觉。

第二天快下到山脚下的岱庙时,有一个“斗母宫”,可生告诉我,当初他母亲从斗母宫拴了个娃娃,后来生了他。他说他还应捐一个泥娃娃作为布施,否则,他早晚会被斗母宫“收回”。我当时只当笑话听的。

亚圣孟子的故乡邹县,风土人情所独有的淳厚,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我们去邹县,是有意去寻访孟庙的,据毕氏族人中的前辈说,在孟庙里有一块碑,是可生父亲毕庶澄手书的。我们一路寻访了去,孟庙里的碑,也像曲阜孔庙、孔林、孔府中的碑一样,都有被拦腰砸成两、三段的痕迹,现在都接好了。这是破四旧的遗痕。只有可生父亲手书的那块碑,侥幸地只被推倒了,没有砸断。可能它较小也朴素无华,不太引人注意,碑在偏院孟母殿侧,中间四个工楷大字“母教一人”,笔锋颇刚劲。左上有“中华民国十四年 六月吉日立”等字。右下有“文登毕庶澄敬献”几个字。算来,是他父亲被害前二年所手书,时年32岁。据导游同志说:由于碑文是颂扬母亲的,常有母亲带着孩子在碑前留影。

千里迢迢来了,我们自然想拍照,但上午的阳光照不到碑上,效果不会好。园内给游人拍照的同志说:下午两点光线最好,我们只好退出,下午两点前重新购票进庙。令我们意外的事发生了:一位管园子的老人问我们:“你们不是上午来过?买过票了吗?”我们说:“是的,下午重新进来,不是当然要再买票吗?”可生向老人详细说明了原委,老人说:“哪有一天买两次票的道理?这儿是孟庙,不能这样!去把票退了!”我们俩还踌躇着,怕不好退。老人从我们手中拿过票说:“给我!我去!”过了一会儿,他果然退了票,把钱还给我们。我俩称谢不迭。这种事,在其他任何城市都没遇到过。

另外一次,我们出去,路边有一水果摊,可生停步看看,正想买点香蕉,摊主人马上递过两个小板凳,让我们坐下,然后从茶壶里倒了两杯茶给我们。我正渴,一口气把一小杯茶就喝光了,摊主人 马上又给我斟上一杯,看我不好意思了,豪爽地说:“嫂子,!喝!用不着客气,水咱这儿有的是,谁出门还带着茶壶呢?”话中的诚恳、朴实、好客,十分暖人心。

后来我们又到一个商店买过胶卷,店主人也是先让坐,奉茶,然后问:“您需要点什么?”我们才知道,这是他们邹县特有的风土人情,宾至如归,感人至深。

事后,我把此事写信告诉过北京的朋友,她说:“人在这种地方活着,都会多活几年。”

可见优良的人际关系多么重要!真心、淳厚!

四川峨眉山,我们不止登过一次,也领略了“峨眉天下秀”这句话,印象最深的是夜宿万年寺的一晚。那是暮春五月,牡丹花盛开的时候,我们从金顶下来,到万年寺已是下午较晚的时候了,决定住下来。万年寺是供奉骑着白象的普贤菩萨的,也另设有观音殿,供游客住宿的客房,就在观音殿的两层小楼上。

可生还没睡过四川所特有的雕花大木床,和雾一样的白纱帐。当帐子垂下来,把我俩都关闭在里面的时候,可生四顾了一下说:“真像生活在红楼梦的环境里。”在四川住过20年的我哈哈大笑。

这一夜过得真诗情画意,可生尽情享受他的“碧纱橱”中的红楼境界,楼外是一夜春雨,淅淅沥沥,雨打屋檐的声音不断。真是“佛楼一夜听春雨”。早起下楼去看,昨暮庭院中盛开的牡丹,已被雨打得落英遍地了。

苏、杭二州我们都不止去过一次,苏州的人工成分多些,杭州的天然成分多些,很难说哪一处我们更喜欢。苏州园林的玲珑小巧,设计者的匠心独运,巧夺天工,每个角落都建筑得非常精美,让游客有移步易景之感,每个地方都适合于绝佳的摄影镜头。无论留园、拙政园、网师园、狮子林,无不如此,这是其他地方无法比的。

杭州,无须我多用拙笔,“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”两句,已尽善尽美地概括完了。我只说说我喜欢的地方,可生和我都喜欢步行过苏堤六桥,尽头就是岳庙,不远处还有秋瑾墓。秋瑾雕像扶着一把宝剑,豪情侠气,令人遥想当年。我们在绍兴,也见过她就义的“古轩亭口”,后来她才埋骨西泠。

岳庙里有很多对联,其中一副使可生和我都很注意,联曰:“正邪自古同冰炭,毁誉于今判伪真。”哲理的深刻,对仗的工稳都非常出色。

在岳庙廊宇的左侧有一块碑,内容是文征明写的一首《 满江红》,恐怕不是游人都注意到了的,可生和我却认真读了,且抄了下来。词中难得之处是道出了岳飞必死的深层原因。徽、钦二帝被掳之后,偏安于杭州,即位为帝的宋高宗,不好明言,心里却最怕岳飞“恢复中原的主张,若真恢复了北宋的疆土,他这个宋高宗的帝位往哪里摆?秦桧不过摸透了高宗的这块心病,否则,秦桧是不可能有特权给岳飞下十二道金牌的。文征明《满江红》词点破了此意。

“拂拭残碑,敕飞字,依稀堪读。慨当初,倚飞何重,后来何酷!岂是功成身合死,可怜事出言难赎。最无辜,堪恨更堪怜,风波狱。岂不念中原蹙!岂不念惜徽钦辱!但徽钦既返,此身何属?千载休夸南渡错,当时自怕中原复。笑区区一桧有何能,逢其欲。”这是一首很有历史意义的词。

我们去贵阳和昆明,是退休后为了参与一个学术讲座。

在贵阳除了游赏过飞流直下的全国闻名的黄果树瀑布之外,在我们开会住处附近有一座名胜,名“甲秀楼”,可生和我常去玩。甲秀楼外,有一拱桥,桥下是一圆形涵洞,水从洞中流过。周围有小山环绕似莲花状,因之,甲秀楼前有一副很美的对联:“水从碧玉环中生,人在青莲瓣里行”,甲秀楼上有一条幅,内容总结了历史的哲理:“自古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,叛服之由实基于喜怒。”

我们在甲秀楼,无意间淘到一个宝物。楼内有一卖文物的小商店,在商品柜的下层角落里,我看到了一块端砚,标价竟是22元,我不相信是真的,以为自己没看清,也许是220元,即使是后者,也不算贵,因为看颜色,确是端砚,有木匣,砚上雕工也细,是云中飞翔的一只凤,我让可生看,他也吃不准,索性请售货员从货柜底层拿出来,看清了标价确是22元,问售货员,为何把此砚放在底下?她说:开始是摆在上面的,几年了,没人过问,就把它丢在底下角落里了。可生和我对视了一眼,立即买下。走出小店,我俩喜出望外,因为在兰州,即使洮砚,大到六寸半,恐怕也要五、六百元呢,何况名贵程度在洮砚之上的端砚?我说:“东西真是称心如意,可就是太重了。咱们还要去许多地方,托运或邮寄又怕打碎,怎办?”可生毫不犹豫地说:“只要你称心如意,多重我也把它背回去。”一路上,它一直在可生的行李里,至今还在我书柜中。砚贵重,他的心意更贵重。

昆明真是个花城,四季如春,到处是鲜花,美不胜收,连小溪边都开满了虞美人花。我们去时,茶花已开过了,我们参观了 杜鹃花展,各种颜色,各种花型,单瓣复瓣都有,可生拍照都拍不过来。

在通往花溪公园的石径路边,有一家小酒店,门口有一副对联,称不上多雅,却非常吸引可生和我的注意,上联是“天不管,地不管,酒管”,下联是“风也罢,雨也罢,喝吧!”我俩看完,会心而笑,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,或在文革中没有被整的人,都不会有这种体会,真是活过今天,不知明天会如何,呼天天不应,唤地地不语。劈雷闪电狂风暴雨齐来,在那种日子里,确有不少人“一醉解千愁”。这副对联如实地道出了这种情景与心态,群众的智慧,妙!几次经过,都是白天,没有开门,若能遇上酒馆主人,我会给他配上一个横额:“醉乡路稳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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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生的爱玩,不只表现在旅游上,交谊舞他也跳得非常好。他从小学到辅仁大学,一路读的都是教会学校,可能在大学就会跳了。他的舞姿很正规,有一种绅士派头,上身纹丝不动,决不左右摇摆,与舞伴相握的一双手,也不上下晃动,作打拍子状。放在舞伴腰后的手,示意非常清楚,要进要退,决不模楞两可,使两个人容易和谐。腿上的动作,平稳有度,节拍清楚。


我对交谊舞并不熟悉,大学时,一位物理系的女同学叫端木慧的,在宿舍里教过我,她算是我的启蒙老师。但北师大的舞会,我只是看别人跳,自己很少下场。在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时,政治运动多,没有开过舞会。下放四川彭县后,就更没有机会接触交谊舞了,可以说,我只是一个稍会一点的生手。不过,在中央党校时,我跳舞台舞,党校邀请中央歌舞团的人来辅导我们,我又任舞蹈队长,腰腿上有些基本功。可生多带我几次,我很快也能跳得跟他合拍了,他很高兴,说我很轻,好带。

八十年代中,院里有时开舞会。在办公楼六楼会议室。那时跳舞很熟练的同志还不多,我俩一下场,别人往往就停住了,专看我们俩。我喜欢和可生跳三步和探戈,他带我带得很随意,我被他托着,会有飘起来的感觉。他的探戈没有左右转头的动作,依然很绅士味,端庄、稳重。后来,院里不少同志是可生教会的。

那段时间,邻近的省委党校和 安宁区医院也经常开舞会,我们被邀去参加。医院的康桂华医生很喜欢让可生带她,说可生是个好舞伴。有时我俩晚上在家里,放上广东音乐也跳一跳,可生特别喜欢广东的丝竹乐。“彩云追月”,“步步高”,我俩都跳过。

离我院不远的西站,有个友谊饭店,那里有个较大的舞厅,灯光、伴奏都很正规,周末的晚上,可生用自行车带着我,正式购票去跳舞。到那里去跳舞的人,大多是很文雅的,舞场没有现在那种闪烁的灯光和狂放嘈杂的音乐,我和可生跳得很酣畅。十点多散场,再骑车归来,既是娱乐,又是锻炼。那时的日子,过得真快乐。院内的同志,说我俩五十多了,还很浪漫,我们自己倒不觉得这是什么浪漫。可生总会想出各种办法,让生活多姿多彩,活泼愉快。没有他,我是不大善于安排生活的,自幼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,母亲又把我关在屋里,说“不许出去和别的孩子们野!”所以我只会玩一个人玩的东西。

可生骑自行车技术也比我好得多,八十年代有一次我到成都开学术会,归程车票到兰州是半夜三点多,那时还没有出租车,到后半夜公交车也没了。我打电话告诉可生,只能在车站内坐等天亮,然后回家了。没想到可生后半夜骑车来接我,把我带回的包挂在车把上,让我坐在车后衣架上,他居然就这样,把我从东火车站接回安宁区的家了。这是多远的路啊!兰州本来就是个狭长的城市,东火车站在大东头,安宁区在大西头,可生付出的不仅是体力,更宝贵的是那颗爱我的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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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中,生活中,每遇重大的事,可生总是 郑重地和我商量,不独自作决定。这说明,我在他心里是有份量的,他也是尊重我的。

八十年代末,可生领导的社会学所有一位科研人员,写了一篇关于“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专政”的文章,文中都是引用上世纪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论述,用语皆有所本。作者认为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,主体与专政对象都有所有不同,所以,中国宜实行人民民主专政,不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。这本来是一篇颇有创意的文章,而且也属科研探索的正途,尤其对文革时期 张春桥提倡的“无产阶级全面专政”,确是一副清凉剂。而且此文被时任华中师院院长的科学社会主义院士高原同志看中,刊于他主办的《科学研究》(内部刊物)上。当时正值类似政治运动的“反资产阶级自由化”,文章被主管社科院的省委宣传部某副部长看到了,斥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,指示社科院非加以批判处理不可。院长与书记找到可生,让他这个所长组织批判,可生认为该同志没有错,就抵住不办。

可生回家来把事情原委告诉了我,征求我的意见,说:“咱们半生多次领受过莫名其妙的批判,深知这种滋味,现在咱们明知孰对孰错,就不能为了上级的尊严和面子,作这种违心的批判。可我又明知道这是捅马蜂窝的事,将来会影响到我,也许会影响到咱们家,你能跟我同甘共苦地共同担当吗?”

当时,我回答他:“人人手里都有两把尺子,一把是利与害,一把是是与非,我希望你用是与非的尺子去衡量、处理事情,做人要光明磊落。”可生说:“你有这个话,我就放心了。”

另一次是87年我们退休前评职称,此事也与他保护所内那位同志有关,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,还有名额、权势等关系。当时,院内正研只有四个名额,而参评的人没有一个能与可生相比,是建国初期清华大学货真价实、名实相符的研究生。另外,不要说社科院,就是甘肃省也找不出几个,能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分部副主编的。真把成果摆出来,可生评为正研,理由是比谁都充足的。可是,前次可生因为保护所内同志,得罪的那位宣传部副部长却说:“他还想要正研?等评完了给他个副研究员算了。”这样的评职称结果,遭到省职称处的拒绝,明确表示社科院的高级职称不能验收,并对毕可生应评为正研提出了五点有理有据的意见。后来,官司打到省委组织部,组织部长和了个稀泥说:“不就为一个人的问题吗?给他作作工作,下次再评吧!”当时院内在场的人不是不知道可生已到59岁,是属于评后退的。我们都是平生第一次评职称,也是最后一次评职称,没有下次可言了。大家都知道,我俩以革命的名义,被迫脱离了专业20年,但在利益当前的评职称时,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,说句公道话,相反,中央某部一位领导发了话:“你院某人评为正研后,我马上把他调往北京。”于是我院经济所一位年轻同志,自己申请副研,破格提为正研调走了。四个名额,他占了一个,三位院长大人各占了一个。

面对这种情况,可生自己撤销了职称申请,面对书记、院长的动员工作,他义正辞严地高声答复:“我不要了。”

他打报告撤销职称申请前,郑重征求了我的意见,说:“今后可能影响我的事业发展,也会影响咱家的经济收入,你不会埋怨我吗?”我回答说:“不会。你经过深思熟虑的事,我都赞成,都支持。再难,也难不过文革的时候,再穷,也穷不过我读中学的时候。咱俩怕什么?理解咱俩的人,会说咱们有骨气。”

我两次给他的答复,真的没有一点点违心和勉强,两心确实能达到高度一致,这正是两心相知、两心相通的具体表现,可生对此也十分珍视。

上述这两件事,可生生前写过一篇《与泡沫学术交手》,刊发在《学术批评网》2006年4朋29日,内容翔实而详细。

如果在电脑网络上点击“毕可生”三个字,能看到他的主要成果。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在生活中,可生有时调皮得像个老顽童,开一些让人想不到的玩笑。他会把钥匙放在我被子里,睡下时腿上忽然碰到一个冰凉的东西,吓一跳,他会哈哈大笑。有时也藏我眼镜,看我找不到真着急,他会像个淘气成功的孩子,带着得意的笑容拿出来。

六十岁以后,我俩为了更好地睡眠,已经分室而居了。有一天,我午睡将醒时,他在我脸上拧了一把就跑,我睡眼朦胧地爬起来就追他,跑出我的寝室,刚追入客厅的门,他突然一转身,闪光灯一亮,我马上明白自己上当了,可是已经来不及了,我追着要打他的镜头,被他拍下来了。这张照片,至今还留在我相册里,他常常拿出来说:“我会拿给大家看,让别人都知道你是怎么欺侮我的!”

我想其他六十多岁的老夫妇,已是儿孙满堂,生活中大概不会有这些内容吧!这是我们特有的甜蜜。

他有时流露出的天真快乐,与他的年龄完全不相符。2007年我已七十九岁,在医生的建议下,作了胆囊切除术。由于胆和肝粘连得太厉害,手术很不顺利,竟作了五个小时。术后,又发生了应激性胃部大出血,下了病危通知,可生着实吓了一跳。住院半个多月后,我竟好了。出院回家时,正值庭院里牡丹花盛开,他请院里一位同志给我俩拍了照,他用双手搂着我的脖子,头紧挨着我的头,一脸高兴的笑容,像个孩子,仿佛在说:“你到底好了,到底回家了,还是我的,我没失去你!”在这种场合,他毫不掩饰过分亲密的动作,也不怕别人看见。

从动完手术后,我健康一直走下坡路。晚上,我们把两把椅子拉到一起,手握着手看电视时,他有时忽然抓紧我的手,急促地冒出一句:“别把我一个人撂下!”可见,他一直预感我会比他先走,他感到恐惧。谁能想到,如今,他把我一个人撂下了!现在,我常对着这张牡丹花前的照片,对他说:“你害怕把你一个人撂下,你知道一个人活着艰难,那就早一天把我带走吧!”我真的希望这样。每个长长的白昼,孤独的一个人,总在熬煎中。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1988年,我们俩同时办的退休手续。

退下来之后,我们和其他离退休同志不同,完全没有一个从不适应到逐渐适应的过程。因为退下来之后,一直都没闲着,可生安排了许多可做的事,使生活非常充实,什么事都拉着我一起做,使我始终没感到过失去编辑工作之后的不快。

早就听说现在的中学生,没有不请课外辅导老师的。可生和我商量,咱俩为什么不把这个工作担起来?于是朋友家的孩子来学习,我们来者不拒,粗略统计,20多年来,我们教了十多个,不到20个。可生教英文,我教语文和历史。时间最长的一个是区医院医生的儿子叫苗栋,从小学三年级,一直到他高中毕业,其中有辛苦劳累,也有快乐。

我们与其他辅导老师不同的是,从来不收费,纯粹作为义务教学。因为我觉得,我的中学马芳吾老师,课外教了我四年半,我从她那里终身受益。可马老师从未收过我一个铜板。可生也认为,他读的是教会学校,他的小学、中学老师中有许多是外国神甫,这些人是终身不婚的,他们秉承主的意旨,到异国他乡来献身教育,而且教学都十分严厉而认真。后来也有人把这叫做“文化侵略”,可生说,他们从不在学生中传教,不强迫任何人信他的宗教。姑不论别人说他们“侵略”的评论对不对,他们这种献身教育的精神是可贵的,仅此一点总值得我们学习。

我与可生都本着报师恩的想法,坚持着义务教学。至于学生的成绩如何,长进如何,一半在老师,一半也在他们自己。我们俩在孩子们身上,是尽心尽力了的。对不用功的,让我白费劲的学生,我有时很生气,可生比我更有耐心些。我始终希望遇到一个,像我到马老师家学习时的学生,当时的我像海棉一样贪婪地吸收,我却没有遇到一个是这样的。有一点开始我很不理解:现在的学生怎么了?在古典文学方面,只要多讲一点课本以外的内容,他们就抗拒,不愿听了,马先生四年多给我讲的,可都是课本以外的,我觉得这些更宝贵。后来我才明白,现在的学生认为课本以外的不考,学了也不得分。原来这正是应试教育的毛病。学习的目的,不应该是为了应付考试。须知,学然后知不足,学无止境啊!这使我联想到现在的学术界,也有很大浮躁、急功近利的成分,甚至出现了剽窃、弄虚作假、贪利舞弊等现象。这种风气,必须从根上改变不可,作学问,目的和作法,都不应如此。生活确实离不开钱,但人生中也有许多更宝贵的东西,是钱买不到的。眼睛不能只盯着钱。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由于教孩子,我们俩又发现了一个派生出来的可做的,而且非常充满乐趣的工作,这个工作,我俩竟延续了有六年。

翻译美国伯勒斯著的小说《人猿泰山》。

开始为了给孩子们开列课外读物的书目,发现要读的东西不多,中国的四大名著,《聊斋志异》、《儒林外史》,外国的安徒生童话,《鲁滨逊漂流记》、《金银岛》、《爱的教育》,现代出版的新书,我们俩又知道得不多。

了解了各省及各大学的图书馆,《人猿泰山》的原文或译文,经过文革后,几乎都找不全了,有的甚至根本没有。于是我们利用各种渠道,到美国买到了原文,决心自己动手译。多次托人,多次搜寻,好不容易才买全了24册原文本。

翻译,我们俩竟能相辅相成,各尽所长,互补地进行,这是可生想出的主意。

他英文比我好,由他用直译法,译出欧式长句,然后我在不失原意、通顺、优雅三个前提下进行改写,译作的标准是三个字“信、达、雅”,等于我俩的分工是:“信”在他手上,“达、雅”在我手上,这样各尽所长,我俩合作得很好。

两千年时,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八本,我在书的扉页上,题了一首不成其为诗的诗:“年届古稀心始闲,电脑助我入艺渊。坎坷荣辱浑忘却,泰山丛林涌笔端。廿载荒废非吾愿,八卷书成聊补填。夫妇同心成译著,永志一段美姻缘。”

后来,我俩意犹未尽,断断续续又译了4本,2010年,译林的版权期已满,我们联系了中国青年出版社,已订了合同,等待出版1---12册。这次出书,可生的名字要打黑框了,不过出版社答应书上刊出我俩的照片和简历。书后把我的《家贫也读书》刊出,作为代跋。这也是可生生前的意愿。

两千年前后,可生的兴趣转到汉字上来了。他不主张用拼音法教孩子识字,或教外国朋友识中文。他认为每个汉字都是表意的,字的结构都有一定的来源和道理。他主张用这种方法教学。

接近七十岁时,他学会了电脑,先学了五笔输入法,然后又学了二笔输入法,因之结识了二笔输入法的创始人---广州二笔公司(后改称国笔公司)总经理高精錬先生,二人交谊日深。由他们二人创意,甘肃社科院部分同志与国笔公司合作,共同编纂一本用数码作为检索方法的字典,全名应该是《汉字数字化国笔输入法国笔检字法解字字典》,共收入27484字。可生也拉着我参与了这项工作,我任总校审,一直到可生病故,这项工作尚未最后完成,我带着致命伤痛的心情,用三个月时间,做完了扫尾工作。现正由国笔公司联系出版。

最后讲讲进入老年后,两个无子女老人,彼此在生活上互相扶持与依赖,彼此更成为对方不可缺少的了。

管理家务那些琐碎繁杂的事,对我是个艰难的课题。中学我走读,家离学校远,两头不见太阳,吃母亲做的饭,47年入大学之后,到1988年之前,都在单位食堂吃饭,我没跟锅碗瓢盆打过交道。1988年退休之后,单位没有食堂了,我必须从零学起,当时我已60岁,当然难度很大。入厨,摸索试验,缓慢地从失败中总结。实践,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,我不懈地坚持了。逐渐发现,做菜不外刀功、调料、火候这三点,只需留心揣摩,经过一段时间,居然我也能做出像模像样的家常菜了。从开始到后来,无论我做成什么样,可生都说好吃,我能分辨出他是鼓励还是真话。

可生有兴致时,也偶尔做一两个菜,他有他山东的厨艺,被称为毕氏某菜。到后来我俩能一起包饺子、包馄饨了,这虽然很少,但也成为了家庭乐事。

自退休后,大约将近20年的时间,我比在职时还累,因为书案上的工作,我还是和他一起做的。家务事,不着手的人觉得没什么,实践之后才懂得是个既无穷尽,又劳神费力的活。每日三餐如何安排,主食副食,何者该添购,冰箱里什么东西放不住了,必须先吃……都必须时时在心,心中有数。可生对于冷暖,衣服该如何加减,他似乎不会也不想管,必须我找出来给他,催他换上。甚至洗好的衣服放在哪里,他都不大知道。可以说,没有我,他不大会料理生活。我常跟他开玩笑说:“你到四川时,说是找同道,不是找保姆,我却做了20年的管家、保姆、秘书,生病时还兼护士。”多年来,他对此不大觉得,到他临走前的半年,他也看出我病重体弱,支撑不了了,雇了帮我做饭的保姆,饭后他洗碗了,到银行取钱,到超市购物,不再拉我同去,都是他一个人去。半年后,他突然走了,一切都丢手不管了。我一个人在熬煎中挣扎。

然而,我两次骨折,一次动胆囊切除术,却多亏他细心照料。

1997年,我右腿骨折,打石膏三个月,在床上不能动,他只能动手做饭了,米饭有时夹生,有时成了稠稀饭,他只会给我熬排骨汤喝,有时从饭馆买两个菜,我们一起吃。做饭,他没有按钟点的习惯,有时晚饭到晚九点,我没有抱怨过,知道这已经很难为他了。到后期,他用藤椅推我到阳台上晒太阳,早晨的洗漱是我自己,三个月没洗澡。他不会帮我擦身。

2007年,我切除胆囊,手术不顺利,下了病危通知,他着实吓了一跳,他在病房里尽可能细心陪护我,那时我家幸亏有了一周来一次打扫卫生的保姆,帮了很大的忙。事后他对我说:“你真把我吓了个半死!以后我也一定想法吓吓你!”

2011年春节前,我洗衣服,跌断了右手,自己无法穿衣,吃饭用左手,只能使勺,无法用筷子。别人家都一家团聚,快快乐乐过春节,我家保姆回农村老家了,可生只有买些超市的水饺、馄饨下了吃,看看窗外的烟花炮竹,我们俩过了个凄凄凉凉的春节。我完全想不到,这是他和我一起过的最后一个春节。2011年的春节,我缺了一只手,2012年的春节,我却缺了一个人了,几乎痛不欲生。

结 束 语

本文原先不是我自己想写的,是我院的许多朋友,包括院长,有的用邀约的口吻,有的用期盼的口吻,有的甚至用命令的口吻要我写出来,这样,我只好勉力为之了。

前后六十多年,有多少事都是堪忆堪书的,执笔临书时,多少内容舍不得丢弃。但是不可能,我必须仔细筛选,认真组织,这让我很为难了,远不像我写《家贫也读书》、《人生有几个二十年》那样从容,一挥而就,而是前后三易其稿,好像捧着一盒散放的珍珠,不知如何恰到好处地把它串起来。现在好也罢,不好也罢,我尽了心力了。何况,本非江郎,现在的悲伤断肠,更是让我才尽了。

我们俩过八十岁生日时,我写过一首七律,可生曾把它抄到我俩的合影后面,并说:“等我俩百年之后,可以把它公之于众。”现在他走了,将来没了我,收拾遗物的人如果粗心,会丢掉,我想,不如现在奉献给读者。

《无题》

少小相识梦未真,嫣然一笑两无心。

卅载萍飘绝音问,百劫历后又逢君。

磨难多经非旧我,人情阅尽识真心。

结褵虽晚成佳偶,相依相伴总相亲。

如今可生走了,一切都成了萦回于心的往事。过去家里是“微雨燕双飞”,现在是“落花人独立”了。不知这种“人独立”的日子。我还要过多久,我心底至今有一句推不开、弃不掉的话:希望他早一天把我带走,我俩在另一个世界团聚。

两心永好,不言离别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
五柳村2012年5月25日收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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